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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明明白白做事、清清白白做人——老红军曾昭敏的家风故事

2018-07-11 09:42:34 来源: 前沿时报   编辑: 徐月娥

曾昭敏,安徽省金寨县沙河乡人,1929年参加红军,曾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部副主任。他老人家虽然离开家人已经30多年了,但在孩子的记忆里,他音容笑貌、谆谆教导还历历在目、犹在耳边。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、老布尔什维克,他对家人的教育和影响,塑造了曾家良好的家风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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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昭敏和夫人在一起 

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

曾昭敏191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只上过两年私塾。当年大别山里闹革命,16岁的曾昭敏就参加了红军,后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。

他的儿子曾宪植介绍说,他父亲经常讲:当时参加红军,并不懂得什么革命道理,也不知道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,只凭着一股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热情,后来在革命的道路上,才慢慢地知道了一些,后来经过千山万水、千锤百炼,才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人。

曾昭敏只有曾宪植这一个孩子,是老红军中少见的单子家庭。但他对儿子的要求十分严格,从小就教育曾宪植,要听党的话、热爱祖国,做共产主义接班人。经常对他进行革命传统教育,向他讲述红军长征的千难万险、讲述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、讲述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剿匪经历、讲述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。

曾宪植介绍说,父亲身经百战,身上多处战伤,直到去世,腹部还留有一颗敌人的子弹。他常说,干革命我们从未想过个人的生死,那时脑袋都是掖在裤带上跟敌人拼杀,但是我们什么也不怕,因为我们为的是贫苦百姓,为的是推翻落后腐朽的统治、建立新中国。在鄂豫皖根据地,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,许继慎、周维炯等红军将领和许多红军干部战士被扣上“改组派”、“第三党”、“反革命”等罪名,不幸被杀害。当时,曾昭敏因作战勇敢已经是营长,同样受到牵连,有人举报怀疑他是AB团。幸运的是,他只被撤职当了伙夫。每次回忆到这段历史的时候,曾昭敏的脸上总是浮出一种老共产党员的刚毅,他说“就是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,我们的信念还是非常坚定的,坚信党是正确的,红军一定能坚持住,困难是暂时的,革命肯定会胜利”。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,树立了我为共产主义终身奋斗的人生目标。在这一目标的激励下,我15岁入团、20岁入党,革命了一生。

永远不能忘本

“我是农民的儿子坚决不能忘本”,这是曾昭敏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。曾昭敏的老家在安徽金寨的大山里。在他眼里,做人不能忘本;不管你身在何处,故乡总是永远的牵挂;不管你走多远,来处总是永远的铭记。这是做人的宝贵品质,也要成为世代相传的红色家风。

他的儿子出生后,给儿子起名字成了一件大事。当时部队家庭孩子的名字大都带着时代的烙印,“建国”“建军”“援朝”等等,曾昭敏征求居住在老家的父亲的意见,按照曾氏的“宪”字辈分,给儿子起一个“宪植”的名字。在文革中,改名字成了一股风潮,儿子身边许多小伙伴都换了更革命的名字。曾宪植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名字与这个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,希望借文革破四旧的东风,将名字改掉。但是,曾昭敏坚决不同意。他深情地对儿子说:“你的名字是爷爷起的,是按老家的辈分排的,体现的是你的根,你不论走到哪里,你都是大别山的后代,永远不能忘本。”

上个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曾昭敏任军委空军军事检察院的检察长,第一届、第二届军委空军监委常委。他工作非常忙,很少在家,但对老家亲人没有忘记,对家乡百姓没有忘记。他总是定期与家人商量给老家的父亲、兄弟和亲戚们寄钱、寄物。寄完钱物总是对儿子说:“老家的人跟我们是一家人,赡养父母是责任、帮助兄长和亲戚是义务,血浓于水啊!”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他更是挂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,给家乡人寄钱寄物,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。老家的亲戚到北京,他都热情相待,从不嫌弃,亲如一家。

要明明白白做事、清清白白做人

曾昭敏虽然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,但他对知识一直很渴望、一直在坚持不断地学习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参加过华东局党校学习,后来又去延安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二年,;解放初期,他又在工农速成中学补习文化知识,后来又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班毕业。而且,象棋、围棋、小提琴、二胡样样精通。他虽然有这么多的学习经历,但仍然总是以“大老粗”自诩,认为学无止境。通过不断的学习,他成为老红军中的知识分子,成为我党我军一名优秀的高级干部。曾昭敏长期从事部队的保卫工作,曾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保卫部部长、中朝联合空军保卫部部长。他工作的专业性很强,除了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,还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能力和知识,长期实践使他深感专业知识和能力重要性,坚信知识就是力量。

他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,要求他们干任何事都要问一个“为什么”,家庭中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。他们家的藏书在老红军家庭中算是非常多的,就是在“文革”时期,他也坚决不让儿子停课闹革命,要求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,尽量多学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。他经常告诫孩子:“明明白白做事、清清白白做人”。并说所谓“明明白白做事”就是不仅要为人民做事,而且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和能力,做的事情要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,曾昭敏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冲击,为了避免对孩子造成影响,他把曾宪植送去当兵,要求儿子在部队里多向领导和战友们请教,边锻炼、边学习,并不断寄去许多当时很难找到的学习资料。他的教诲深深的影响着孩子。文革结束以后,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,曾宪植刚好从部队复员,他要求儿子必须考上大学。曾宪植没有辜负他的期望,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。

曾宪植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,早已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、北京行政学院的教授,曾任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、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,是北京市优秀教师,获得过首都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。他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,但继续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,发挥着余热。他的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,毕业选择时,完全可以选择到国家机关。但是,曾昭敏认为,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最光荣,坚决让她留校当老师。现已成为北京大学教授、国内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知名学者、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的院长、博士生导师。有人问曾宪植,你们父母都是老革命、老军人,怎么会培养出你们这一代学者、教授?这其中的重要原因,曾宪植心中最明白——这就是他们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家风家教。

曾宪植说:父亲在要求“明明白白做事”的同时,更要求我们“清清白白做人”,从小就给我讲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真谛,以最通俗的语言讲艰苦朴素、不贪不腐的道理,并以诗言志,要求我熟记明代诗人于谦的《石灰吟》:“千锤万凿出深山,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。小时候,我背诵这首诗,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道理。现在,细细品味起来,深深地感觉到了父辈对我们做人的殷切期望。曾宪植说:作为一个出身红色家庭、父母曾是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“红二代”,我们要传承什么?我认为,肯定不是“特权”,而是革命传统、红色家风。

作者(收集整理者):胡遵远 张仁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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